三个月对比人的一生，或许只是惊鸿一瞥。然而对于21岁的王琳来说，赴德疗伤的三个月，已成为她生命中永恒不灭的瞬间。本文将王琳赴德疗伤的身心历程做个翔实的记录，或许我们可以从王琳这个小姑娘身上，管窥金牌背后的艰辛与代价，丰富对运动生命的伟大和不凡的认知。

　　得知必须手术，王琳脑中瞬间空白。前途未卜，让她担惊受怕。

　　王琳至今仍无法形容韧带断裂究竟是怎样一种痛楚：“找不到具体哪一点，只觉得左腿内侧一大片剧痛难忍，而且是持续地疼。”

　　回忆2010年9月15日受伤的一幕，王琳思绪万千。从小一直顺风顺水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职业生涯最要紧的当口被伤病眷顾。“因为从来没有断过韧带，所以尽管当时听到啪一声响，但只是以为哪里别住了。”就这样，没有过多考虑的王琳在进行简单的包扎后重返赛场。然而，已经断掉的韧带怎能再度承受剧烈运动。几拍之后，王琳觉得整条左腿软得像泄了气的皮球，“站都站不住。”

　　退赛，在所难免。

　　9月16日，王琳见到了北医三院的田大夫。多年的临床经验让他看过片子后马上下了结论：“前交叉韧带断了。”尽管大夫语调平和，但王琳仍感觉晴天霹雳。“你后面有什么比赛任务？”田大夫问，她怯生生答道：“亚运会。”“哦，那肯定没戏了。明年有什么任务？”田大夫又问。王琳心头一沉，说话也没了底气：“奥运积分赛。”“你这个伤必须得手术啊。起码要半年才能恢复。”田大夫的话犹如雪上加霜，王琳脑中瞬间空白，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半晌回不过神。

　　队里的医生将王琳的伤情汇报给远在常州的总教练李永波，他立即给王琳打去电话，好一通安慰。之后，他便着手联系专家，听取各方意见，确定治疗方案。尽管国内相关手术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考虑到国外在康复训练环节上领先甚多，李永波最终决定送王琳出国治疗。

　　这个消息让王琳再度身陷惶恐与不安中：到底去哪里？要去多久？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如果真是的话，我该怎么办？“这几天的心情真的好纠结，想到一些事情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我怎么变得这么脆弱了呢？”暂时失去行走能力又觉得前途未卜的王琳在微博上流露悲伤，原本坚强的她一夜间如被风吹弯的小草，没了生气。

　　终于，煎熬中的王琳等来了准信儿：目的地锁定在德国，期限3个月，队里安排刘队医陪王琳同去，并且前方有熟人接待，王琳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临行前，王琳的父母赶到北京给女儿送行。亲人团聚，并没有电视剧中“抱作一团，涕泪横流”的世俗情节，相视而笑，再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语，如此简单罢了。其实，父母掩藏伤感，是为了让女儿专心手术治疗；王琳掩藏伤感，是为了让爸妈不要担心。

　　时间如生命。启程，定在了2010年9月22日。此时距离王琳受伤已有一周。

　　安检口宛若楚河边界，跨过去，是迷茫的未来。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9月21日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打乱了刘队医的思绪，正在收拾行李的她赶紧放下手中的衣物，来不及看看来电显示便按下了通话钮。“喂，刘医，我是王琳。我知道您刚从常州回来，马上又要跟我去德国3个月，真是对不起。”电话那头，一个熟悉的声音里夹杂着歉意与低落。刘医楞了半秒钟，连忙安慰道：“傻姑娘，没什么对不起的，我陪你好好养伤，很快就会康复的。”在刘医心里，王琳一直是个懂事的女孩。她默默许愿，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小姑娘流眼泪。

　　整理行囊对于王琳而言同样有些仓促，一切本着“轻装上阵”的原则进行。两把球拍、四五套简单的训练服，再加上电脑、游戏机、DVD以及技术录像和妈妈买来的一些记不住名字的影碟——王琳带去德国的私人物品并不多，大半个行李箱则被泡面等食品占据了。“不知道刚去那边能不能吃得习惯，还是带上吧。”妈妈边念叨着，边努力把最后一盒泡面塞进箱子的空当里。望着她忙碌的身影，坐在轮椅上的王琳又开始纠结，不想出国的念头挥之不去。母亲自然知道女儿有心事，便开导她说：“我会尽快办好签证去看你的。”这句话，让王琳有了盼头。

　　由于父母乘坐9月22日下午1点的飞机返回杭州，早于王琳赴德的航班。与其说是爸妈送女儿，倒不如说是王琳目送父母离开。短暂的相聚在弹指一挥间便宣告结束，王琳的情绪有些低落。“不早了，咱们也该办登机手续了。”说着，刘医便推她朝安检口走去。“刘医，我们还是回去吧，不要去德国啦。”此刻的王琳突然孩子气地撒起娇来。尽管她内心清楚，掉头回家的可能性为零，但迷茫的未来总让她无所适从。

　　你见，或者不见，安检口都在那里，宛若楚河边界。跨过去，一切皆不可测。虽然队里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可想到自己要在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的国度待上漫长的3个月，这期间将会是怎样一个模式，周边环境如何，王琳的心里直打鼓。

　　坐进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一家餐馆里，王琳和刘医守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面条各想心事：王琳继续着对未来的恐惧；刘医则盘算这几个月该怎么让小姑娘快乐起来。终于，刘医生率先打破沉默：“快吃，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别难过，既来之则安之吧。”王琳点点头，有一搭无一搭地往嘴里塞面条：要做到刘医说的那种心无旁骛，实在太困难。

　　13点30分，巨大的涡轮发动机旋转生风，将铁皮鸟推向遥远的慕尼黑。再见了北京，3个月后见。王琳默念于心。

　　由于王琳行动不便，总教练李永波特意给她订了公务舱的机票。在十个多小时的行程中，躺在轮椅上的王琳难以入眠。看会儿电视，看会儿碟，要么就是跟刘医聊聊天。好容易困到极致，睡不了多久，又会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猛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还在去往德国的飞机上，旋即睡意全无。就这样，王琳在痛苦的半梦半醒间熬到了慕尼黑。

　　躺在手术台上，王琳沉入梦乡。这是她赴德前后几天里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当地时间17点15分，来自北京的CA961次航班正点到达慕尼黑T2机场。此刻，一位华人已在出口处等待多时。他就是李宁公司驻欧洲的总代理，国家羽毛球队的老朋友李昂。之前，王琳和刘医并不知道此次德国之行将由李昂全权负责，因而，当王琳隔着很远的距离就认出李昂的一刹那，由惊至喜，而后顿觉心里踏实不少。“本来担心是不认识的人来接我，总归还是别扭，但我看见是李昂，就彻底放心了。”先前缠绕着王琳的忧愁一扫而光，搭上老朋友的“顺风车”，他们朝医院所在地奥格斯堡进发。

　　这座小城距离慕尼黑80多公里，驱车前往，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乡遇故知，大家伙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在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放下行李后，李昂又带着她们来到附近一家越南菜馆。按照时差推算，此时已经是北京时间9月23日了，恰逢中秋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仅王琳和刘医很开心，常驻德国的李昂也分外感慨。

　　在德国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王琳重蹈飞机上辗转难眠的覆辙。想起第二天便要住院，她愈加睡不着。一开始，刘医还强打精神陪她说话，渐渐地，幽暗的房间里传来轻微的鼻息声。王琳明白，刘医一定很累，而这漫漫长夜，只能自己独守。此刻的她开始盼望早点接受手术，“断掉的韧带已经分开了，拖得时间越长，分得越大，错过最佳治疗期就惨了。早做早康复。”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翌日上午9点，王琳带着行李箱，搬进了“Hessingpark_Clinic”医院(中文译名黑辛公园诊所)。刘医也跟着入住位于三楼的病房。(实际上是四楼，德国称一层为零)。“你住院，我也住院。”刘医开起玩笑。

　　很快，王琳见到了她的主治医师、院长Ulrich Boenisch，一位50岁上下，头发花白，笑容可掬的先生。他告诉王琳，“你是第一个来这里治疗的亚洲人，我们非常荣幸，会尽力帮你恢复到最好。”初次见面，王琳便喜欢上这位有亲和力的医生，原本害怕手术的她放松了一些。

　　进行完常规检查，Boenisch医生告诉她手术定在9月24日，并用模型为她演示了整个过程：你膝盖这里的前交叉韧带断了，我们要从你的大腿内侧取一条韧带接到这里，然后在骨头上钻两个洞，用钉子把它钉上。截取过的这条韧带会继续接上，开始你会觉得比较紧，慢慢就好了，影响不大。听了如此详实的解析，王琳仍没有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现在你有什么问题吗？” Boenisch医生问道。“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一个问题，麻药从哪里打？”原来，根据王琳此前掌握的“情报”，类似手术可能要从腰上注射麻醉药，而且会非常疼。医生听后笑了笑：“你想看吗？”“不想！不想！”王琳用力摇头。“具体从哪里打，你们还是要问麻醉师。”

　　Boenisch医生并非卖关子，德国人素来做事严谨，王琳也只好提心吊胆地去见麻醉师。他给出的建议是：全身麻醉，在手背上进行静脉注射。终于知道从哪里打针的王琳总算吃了定心丸。

　　9月24日清晨5点，王琳被护士叫醒，洗完澡换好手术服后，刘医将她推到二楼手术室门口。“这里条件这么好，一会儿就做完了，你别害怕，我等你。”刘医轻声嘱咐。年轻貌美的护士朝刘医笑笑，将王琳接手。进到手术室隔壁的小房间，王琳需要先挂水，此刻的她被房间里星罗密布的电视和电脑吸引。没一会儿，麻醉师便来为她打针。尽管之前王琳听医生说过，注射麻醉药后10秒内就会没有知觉，实际上，她感到药水还没推完，自己眼前就一片模糊，电视电脑的屏幕也逐渐虚化成无数彩色的光斑。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观察室里了。

　　对于王琳而言，手术这段时间，是她赴德前后几天里睡得最踏实的一觉。但对于等候的刘医来说，这120多分钟旷日持久。坐在病房里，刘医觉得心慌气短，焦虑得不行。临近两个小时，她便到楼下的手术室前继续等。不知又过了多久，护士终于将王琳推了出来。她那苍白里泛着菜色的面庞着实吓坏了刘医。“只是膝盖开一刀就这么憔悴，真可怜。”刘医很心疼，盼着她早点好起来。

　　苏醒后的王琳极度虚弱，刚刚做完手术的左膝已经开始恢复痛感，护士为她打了止痛棒，并教给她：“如果疼，就自己按一下。”止痛药是纯植物的，不会产生副作用，这让王琳很踏实。她还要在观察室里待上两小时。原本寻思着可以听音乐打发时间，但真当护士走过来询问需不需帮她打开mp3时，王琳气若游丝地回答：“No”。这会儿，她累得只想睡觉。

　　回到病房，王琳给爸爸打了个电话，虚弱让她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父亲根本听不清，急得连连追问：“什么？你说什么？”王琳只能解释：“我刚做完手术，没力气讲话。”尽管如此，王琳仍觉得这个手术没让自己遭太大罪。比起小时候不到10岁时做过的胃镜检查，简直可以算舒服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王琳居然可以自己洗澡了。速度之快，超乎想象，这也让她对即将开始的康复训练有了底气。按照医院的规定，术后三天就可以出院，但王琳和刘医多住了两天。一来是为了再观察一下；二来，赴德治疗期间恰好赶上慕尼黑啤酒节，奥格斯堡也受到“牵连”，很难找到可以短期租住的公寓。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再度住进酒店，一待就是三周。

　　出院后的王琳开始按照院方提供的计划进行康复训练。三位按摩师、三位康复师轮流上阵，他们的友好和幽默时常让王琳忘记训练的单调。其实，手术后的两三天，王琳和刘医就曾跑到位于医院一楼的康复训练室“考察”过。看到一些在国内没有练过的新鲜动作，王琳有点小兴奋，期待自己可以早点实践一下。

　　康复训练最初十几天的内容是功能恢复和淋巴按摩。主要是为了促进淋巴回流，并配有一些抗栓塞的药物。这些药品需要通过皮下zhu射才能被人体吸收，每晚打一针，一共15针。别看药量不大，打针时伴随的疼痛比整个手术中任何一个环节带给王琳的痛楚都要刻骨铭心。